只知道曾长安是个写现代戏的戏曲现代戏的高手，却不知道曾长安还能写古装剧，而且出手不凡，一出手就是黄钟钟大吕，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笔墨所到之处，充盈着满腔的历史忧患，张扬着一种秦人的亢奋精神。初读《大秦将军》剧本，当时就为这个有人曾经花费了一辈子心血也未曾打响的题材，而被曾长安另辟蹊径的表现角度和视觉所展现出的君臣之间微妙而细腻的心理表现、复杂而又诡谲的勾心斗角所慑服。
       看这个剧本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直觉的印象就是把剧本没有把一部描写一代名将的戏写成刀光剑影的武打戏，而是事实上以往这个题材的剧本也大都表现王翦如何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纵兵跃马、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很少有表现王翦如何能与多疑善辩、雄才大略的赢政相处多年，表现王翦不仅作为武将而且作为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文武全才。事实上，在大秦帝国统一六国的征战中，赢政麾下战将如云、走马灯似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前赴后继中，而只有王翦最终能够成为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诚勇战将，这本身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王翦在与同僚、与文臣、与嬴政之间处理关系的表现空间。曾长安的新编秦腔古装剧，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秦嬴政、了解作为文韬武略双全为嬴政统一中华建立了不世奇功的一代名将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大门。
       应该说，曾长安的剧本是一个心理戏剧，或者说表现统一六国的最后之战仅仅是事件的载体，而表现的重点则是王翦如何与秦王嬴政相处，在相互信任由相互提防中能够善始善终，不辱王命，从而表现王翦高超的武功与政治权谋。在曾长安的剧本中，刀光剑影的征战不再是剧本表现的重点，战场上的战术和如何调兵遣将也不是剧作要展示的主要内容，而把表现的重点如何处理与嬴政的关系上，表现作为军事家的王翦如何既要实现自己统一六国的政治宏愿，统率秦国六十万虎狼之师，又要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君王的猜忌；既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必须赢得嬴政的信任，又要展示坚持自己军事主张从而实现统一六国夙愿，这就必须在军事主张和政治愿景的层面与多疑善辩的君王心态展开冲突。而这个矛盾的实质，恰恰就是一个合格的军事驾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封建君主之间最难以处理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翦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一点也不比他的军事才能差，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才保证了他的军事才能能够充分得到发挥。剧作正是抓住了这个古往今来的普遍性问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君臣之间，文武之间、同僚之间在战国后期艰难和如履薄冰的人物关系。应该说，重用与怀疑，讨封与猜忌，功成名就之后的杀戮与封赏，统一之后的分封与立郡县，始终是嬴政与诸多文臣武将、王公贵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且不管历史真实如何，也不管秦赢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曾经有过多少战将先后被杀戮，但是王翦却一直能够在与雄猜之主的相处之中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宫廷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保全自身，并最终成为全身而退、得以善终的将军。正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为创作一部真实而具有历史想象和艺术创造空间的宏大史诗，提供了必要的题材和虚构的余地。
       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王翦者，频阳人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李信兵败，“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王大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故令秦王坐而疑我也？’”可见，作为与嬴政相处相知多年的秦将，王翦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功高震主而又统兵在外的将军，不能不以多对园田美舍的请封赏而稳定而打消的疑惑，不能不用这种小封赏来懈怠雄猜之主对自己的任何不信任。
       显然，曾长安的《大秦将军》取材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描写的基本上是依据史实而放大了王翦与嬴政之间的心理较量。这就是说，在历史事实与戏曲表现之间，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虚构空间。无论是直言扫平楚国需要倾全国之力的面君，还是被秦赢政猜忌的告老还乡，抑或是再次接受王命领兵征战而请求封赏，战争结束后的自请告老，都呈现出王翦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的文韬武略，宠辱不惊、泰然处之的坦荡胸怀何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尚人格。与王翦的坦荡无垠胸怀相比，作为雄猜之主的嬴政在是否能把倾国之兵尽数交给王翦掌握，是否能把自己的命运和秦国的命运交给一个精通权术又文韬武略双全的前线指挥官，他不能不颇费思量。所以当王翦提出横扫楚国，须以倾国之兵、倾国之力、一战而定乾坤的正确战役主张时，对时时刻刻防止别人窥觑皇权、生怕军权旁落、导致王权倾覆的嬴政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本来是老成某国的战术上重视对手，却被嬴政看作是临阵怯战，而深一层的下意识则是被看作是要颠覆秦王朝的要兵要权。所以当年轻气盛的李信提出仅仅需要二十万雄兵就可尽扫楚国时，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翦要回频阳养老的请求。处于节节胜利、统一在望心态下的自信和轻信必然导致理智的丧失，而丧失理智的轻敌必然导致对敌情判断的失误。继而，当他正沉醉在等待李信战报的盲目乐观之中时，前方传来的不是胜利的捷报，而是李信兵败江南的噩耗。这对于处于巅峰状态的秦国和秦王嬴政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也无疑将他的理智重新激醒,使他能够正确地认知自己的判断失误和决策失误。嬴政之所以是嬴政，统一六国的最后胜利者之所以是秦国而不是他国，就在于嬴政能够及时调整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而并不为群小的叽叽喳喳而改变自己的决策。所以，他不顾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拒绝李斯赵高的建议，华服仪仗地要重新迎回王翦执掌帅印，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当他看到王翦身在田园，仍不忘志在统一，继而心存愧惭，情也殷殷，意也切切再三请王翦率兵出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在王翦身上，正体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情怀。
       然而，将倾国之兵交予一个四朝重臣，就等于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在嬴政心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难以释去死结，他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权谋与以牵制。按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是在事关大秦帝国生死存亡，事关嬴政家族身家性命的节点上，他不能不谨慎防范。于是他想到了华阳公主，用花阳公主牵制并监视王翦，既可以落得把公主嫁给爱将的名声，又可以监视和制约王翦。在他看来，一个君王，没有了兵，也就没有了国，没有了家族，更没有什么亲嬴政，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华阳宫主。在大是大非面前，牺牲一个华阳公主，牺牲父女亲情，牺牲女儿青春，但是为了江山社稷计，在帝王看来，任何亲情都没有皇权重要，而且还在事关王朝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候。
       尽管华阳宫主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架不住父皇的晓以大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违心地答应了嫁给这个年龄比父女两个合起来还要大的多的王翦。但这并不代表着作为统兵六十万的王翦心中能够排解嬴政对他的猜忌。王翦更是明白，自己一着不慎，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且极有可能祸及满门。那样一来，不仅统一大业将成为泡影，而且自己也将成为千古罪人。近百年来的征战杀戮，联合纵横不都是为着统一大业，不都是为着让天下人免去战争，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失着，那必将导致战端再起，黎民涂炭。握有重兵的王翦也和嬴政一样，他不能不颤颤兢兢，如履薄冰。想来想去，唯有让秦王给自己加官进爵，或者讨要封赏，多赐良田，以表示他无意于封王封侯，也没有问鼎皇权的野心，才能打消嬴政心中恐慌和不安。于是在兵发灞上之际，连上三道奏折请求封赏以为子孙计，并再三表示自己等战后只愿回到老家做个田舍翁，伴随那些多年来跟随自己征战而命丧沙场的父老乡亲和频阳子弟。果然，嬴政虽然枭雄，依然没有能猜出王翦的真实意图。而且在发兵之际，他也不能不顾及不答应王翦请封的结果。于是凡是王翦所请所求无不答应，旨在满足老臣的要求以尽快结束自己梦寐以求的统一战争。
       历史的事实永远都只是作家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的基本素材，远远不是艺术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艺术永远都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在曾长安的剧作中，正是牢牢地把握了这个原则，尽量追求以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真实来构成故事的基本框架，在历史的真实框架内虚构或创造出戏曲舞台的基本元素，从而更好地表现历史人物，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艺术真实。尽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不曾有过华阳公主这个人物，也不曾有李信兵败被斩杀的真实事件，然而，这几个人物却都曾经是具有的真实，大的历史关目基本上是依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铺排的。这就是说，历史真实和历史人物只是构成了故事的基本元素，并不是戏曲故事的全部或者核心因素。显然，只有这样的人物结构和事件契合才能够成为舞台上的表现因素，从而完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的塑造。
       至于嬴政赠送华阳公主的玉佩作为陪嫁这样的细节，华阳公主下嫁王翦并跟随出征，战后拒绝王公大臣签名要求分封，以至于绑子上殿请求发落，自己不仅不随波逐流和被赵高李斯所诱惑，也拒绝与那些要求分封者同流合污，遣回华阳公主而自己孑然一身回到频阳，都作为戏曲舞台上的虚构情节，都是建立在对嬴政这个雄猜之主的充分了解和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因而是合乎情理的艺术虚构。也这个因为这样，笔者所塑造的大将王翦，才显得不仅仅是个赳赳武夫，而且是一个深谙帝王权谋，又善于在宫廷斗争中保全自己最终能够全身而退的政治家形象。
       任何优秀的剧本都必须有高明的导演来铺排、演绎，才能够成为场上之作，才能够为观众所熟知，产生它本身的剧场效果。对于《大秦将军》来说，其剧本的本身立意，旨在昭明君臣一心对于事业的重要性，旨在说明事业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和如何待人。固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君王的意志不仅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尽管这种代表本身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然而它却是一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然而，君臣猜忌，同僚嫉妒倾诈，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明君和贤臣之间，不可能没有猜忌，但是如果以自己的睿智和权谋，化解和把这种猜忌转化为积极因素，那么个人的力量就将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巨大动力。《大秦将军》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利用中产生、在猜忌中利用、在化解猜忌后成就事业和完成伟业的君臣故事。
       我们尽可能把这种故事说成是君臣杂剧，但是这种君臣杂剧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具有鲜明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戏曲艺术的价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审美永远是第一需要。也就是说一部无论多么优秀的戏曲剧本，都需要在舞台上的表现由观众检验。对于《大秦将军》来说，舞台的表现我认为全在于用戏曲的程式化表现来展示人物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全在于展示作为两个主要心理对手的心理较量，剧本在舞台上所呈现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在这一点上，传统秦腔的《周仁回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大秦将军》的剧本在史实的基础上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提供了空间，也为演员的舞台表现提供了必要的表现天地。这就是说，现在的导演调度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既胸怀若谷、刚毅果断，又能和善于修正自己决策失误的秦王嬴政形象，也表现出了一个内心狡诈诡谲、变幻无常和猜忌心极强的君王形象。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嬴政的奸诈和善变不仅表现在外在形体动作的夸张上，还应表现在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上。《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咏言，言之不足则歌咏之，歌咏之不足则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中国戏曲的最大表现能力和最强烈的表现效果就是以行当程式的多样性展示人物在不同心态下的复杂情感，也就是说，程式是模式化了手舞足蹈。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我以为纯粹的大气大度并不能表现它的帝王气势，仅仅是依靠抛甩斗篷也不能作为帝王的标志性动态。任何简单的台步处理和缺乏内心世界的激烈较量都不能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煎熬。可以说，李信的失败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理打击不仅仅是展示它作为帝王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还在于促使他从胜利的狂热中冷静和自省，在于启示他对王翦老成谋国的用兵主张的重新认识。而面对赵高和李斯的猜度和李斯建议下命令把王翦请回重新发兵，嬴政则不屑一顾地乾纲独断。没有了前面的“凤头”铺垫，这个心理的内在动力和促使他下决心的原始冲动显然不足。至于频阳拜谒，猜忌嫁女，都是前面一个李信兵败给他的自信造成的巨大打击的一种补救。唱腔永远都只是一种展示人物心理波澜的主要形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形式，唱词和道白也仅仅是在推动故事的铺排和交代故事情节的唯一手段。这就是说，导演在进行舞台调度的和处理人物关系时，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剧本的台词和对白。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传统的行当表现程式，为人物设计出符合时下心态的程式性表现。在这一点上，该剧的导演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出能让观众叫好和专家满意的动态设计。如前所说华阳公主是剧作中唯一没有按照史实进行的人物虚构。在接受父皇给她没有预设的政治使命，设计的这桩没有性的婚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完全可以利用小旦的行当行为，辅之以小花旦的泼辣，任性以及从一个公主的身份一下子变为一个肩负神圣使命的女间谍，这是一个完整的成熟和成长过程。惟有以较为复杂多变的阶段性心理行为和外在表现形式，才有可能揭示出她从不谙世事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善良又有权术的公主形象。从不自觉地被卷入而对王翦监视和督战，到深深地理解王翦的忠勇，再发展到自觉地成为王翦的同谋，乃至于把父王给她的玉佩赠与王翦作为通行证使王翦通过层层关隘回到频阳，直接参与了王翦的归隐山林等一系列的心理困惑和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唯是少女成熟的必然过程，更是一个王宫中长大、从不操心国事到自觉自愿地在父皇和王翦之间架起一道沟通和补充的桥梁的成熟政治人物的必然。
       王翦毫无疑问是剧中的一号人物。无论是作为角色的特定性还是作为行当的特殊性，他都不是一个普通的花脸或者老生，传统的程式性表现似乎都不能作为他的个性化体态语言。正是这样的人物身份，决定了导演的舞台调度和人物行为设计必须打破行当的限制，重新安排和设计人物的肢体语言及动作模式。稳重中不乏武将的张扬，张扬中又必须表现出老道的政治修养。从请辞到请赐，从与华阳公主心存芥蒂到交谈和推心置腹地以心换心，最后到华阳公主毅然决然地支持他交出兵权不回咸阳而孑然一身回到频阳，处处都显示出一个沙场老将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对君王权术谙熟。显然，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仅仅靠传统的老生程式和武生行的程式都不能完成。髯口、身段、架子、台步等等行当中的调度使用，都需要导演对人物的深刻把握，对剧本的深刻理解，这一切的表现，我以为全在于导演必须打破剧本中的人物道白和唱腔唱段局限，给唱腔唱段和道白的叙事抒情增加表现的语汇，为人物设计出符合场景和心态情境的抒情性表现形式。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王翦，应该说具备了成为舞台大家的基本风范。无论是演员的唱腔功力还是表现技巧，饰演王翦的赵阳武显然都尽可能地接近人物，充分利用自己的唱腔优势和身段特点，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叱咤沙场，但又老于宫廷诡谲风云，善于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保护自己，但绝对不失自己忠君爱民本色和原则，维护国家统一的识大局、顾大体沙场老将的形象。以往以饰演袍带小生为主的王新仓，则突破了较为单纯的行当类别，首先从内在气质上达到了对自己的升华。较好地把握和驾驭了一个刚毅果敢，既充满权谋和帝王猜忌的多疑性格，又不失善解人意的脉脉温情的帝王形象。
       如前所说，戏曲的最大特点不是它的主题意义多么深沉凝重，文辞优美，也不是剧本结构的完整和故事的传奇性，而关键在于它的舞台表现性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任何高深的主题和优美的文辞，都将只具有文本的价值而不具备观赏的意义。而脱离了观赏价值的任何剧本，也将不是戏曲舞台上的表现对象。
       总之，我认为，《大秦将军》在秦腔古装剧的创作上，无疑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她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势和铿锵作响的表现形式，都将成为秦腔舞台艺术的新收获。只不过，舞台上的《大秦将军》依然具有较大的打磨空间。要将其锻造成为一部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剧场，成为案头场上齐备的作品，仍然需要编剧和导演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