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都 春 梦 (三十三集电视连续剧故事梗概)


    这本书在十几年前成雏形时,应该叫《歇后语寓言》。为什么叫歇后语寓言呢?众所周知,歇后语是一种在汉语里流传较广、运用灵活、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明显的时代性,而尤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极大的讽刺性。无疑,它是我们民族语言之精华。
    寓言呢?它来源于民间,植根于生活,既是抒情,又是叙事的一种文学形式。它虽然不宜于歌颂真、善、美,却长于揭露假、恶、丑,对于世俗,对于不正之风,它应当是投枪,是匕首,是短剑!虽然如此,它多数时候被划归为儿童文学的范畴,这也不一定十分准确或科学。
    这样看来,无论是歇后语还是寓言,它们虽有自己的不同点,却有更多的相同点,两者都产生和流传于民间。它们都是带“刺”的东西,能不能熔为一体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即开始了这样的尝试,着手写一本并不很厚的歇后语寓言集。但是,我在提笔写作过程中,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按照传统寓言的写法,唯求其简明短小,讽刺性强,并不追求其故事性、知识性和科学性,那能不能把这“三性”再熔于“歇后语寓言”之中呢?在这方面,我又做了些探索,尝试写作的这些寓言基本都有故事情节,有些甚至还比较完整。尽管,这样的写法,稍稍有些越轨,可我以为,这对于增强寓言的可读性十分必要,而对于少年儿童所阅读的寓言尤为必要。同时,它又可避免对那些看起来短小精悍的寓言却必须另加说明和注释,避免了寓言写作说教之大忌。
    对于我的这一尝试,著名作家王汶石曾这样评价:“这120多篇寓言,倒不如说它更接近民间传说。其中不少的故事,当你读它们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会渐渐出现秦川大地的村庄、农舍、炕头、井旁、地边,你仿佛看见那些叼着旱烟袋的农民在片刻休息时,你一则,我一则,争相讲着故事。”也正是这样,我既想使自己的寓言保持浓厚的民族文学色彩,又想带有强烈的童话色彩,使它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而又有一定的寓意,可又不能破坏传统的寓言简明短小、哲理性强、寓意深刻的创作规律。思量再三,我后来把自己创作的这些寓言,统统称之为寓言故事了。或曰拉长了的寓言,或曰缩短了的童话,或曰有寓意的民间故事……
     数了数,共有100篇寓言,我便初定书名为《歇后语寓言百篇》。当时,我将全书寓言分为10辑,每辑10则,共收寓言100篇整,形式上比较整齐划一。这100篇寓言,有100条歇后语作为依据。我将每则寓言所围绕的歇后语,都放在了每辑寓言的后面,其用意无非是想用猜谜语的办法,将谜语放前,谜底搁后,对号入座,给读者增添一种神秘的色彩,我自以为这样新鲜、有趣、赢人,可当我把这个集子寄给童话大 师洪汛涛 老师看后,他几次来信,对这一集子提出了真诚的批评意见。他说歇后语寓言是否准确,会不会受到局限,叫我斟酌,而只追求形式上的整齐统一不讲求内容上的精雕细刻是否可取,让我慎重考虑。于是,我沉思了起来:一部整齐划一但却粗制滥造的书稿,推出后于社会有何益呢?为慎重起见,我将这部书稿久久搁置于家中,却将百篇寓言逐一修改,试投各家报刊,以求征得读者的意见。很快,有数十篇寓言散见于10多家报刊,并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这对我不能不是一种慰藉。
    当时,反响最大的是《唐僧拜悟空》、《诸葛亮三请刘备》和《李逵战吴用》。《唐僧拜悟空》是写唐僧因时下老实人吃亏,机灵鬼沾光,便跪拜悟空,急于学七十二变之术,以求成为一个机灵透顶的人,以能适应世风日下的社会;《诸葛亮三请刘备》写的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之前,待业青年诸葛亮曾三请刘备,向刘备请客送礼,试图解决就业并争取转正,借以讽刺现在社会都是“人才找领导而不是领导找人才”这样一种社会弊病;《李逵战吴用》是写李逵初时不服气吴用,后吴用斗智他方才醒悟,其寓意为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三则寓言,取材于中国四大名著,题材虽然简单,寓意却十分深刻,写作手法颇为新颖,故而都是十分吸引人的。
    最终,我创作了130篇寓言。我原欲跳出“歇后语寓言”的框子,但在这些寓言的字里行间,仍不乏“歇后语寓言”的痕迹。譬如,围绕着“杨修状告曹孟德”,就有句“曹操吃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围绕着“猪八戒谈恋爱”,就有句“八戒结亲——一个高兴一个哭”;围绕着“’救苦救难’泥菩萨”,就有句“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围绕着“王二拉肚子”,就有句“王二卖瓜,自卖自夸”; 围绕着“拜年的悲剧”,就有句“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围绕着“莲座上的黑菩萨”,就有句“狗熊打坐——充什么黑菩萨”……
    直至1993年5 月,我的寓言集才得以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之际,我对于“歇后语寓言”吃不准,便定书名为《百鸟百兽王国里的故事》,我在该书《后记》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奉献给读者的,究竟是一簇带刺的花朵,还是一堆发涩的苦果,心里总难以踏实。但我认定:我写的是具有我们民族风格的讽刺文学,只要读者能从这辣味、涩味、苦味、怪味中得到某些教益,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写的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只要小读者能从这些写花、写草、写动物、也写人的作品中得到某些教益,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是这样认为的。
    我的这一尝试,也许只能是一种尝试,毕竟未作深入的探索。但我想提请我们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注意的是:请承认歇后语寓言,请尝试创作歇后语寓言,请推广歇后语寓言,请把它正式纳入成人文学或儿童文学的范畴。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歇后语就一会有多少歇后语寓言。请别再画地为牢,别再划这界限那界限。要知道,成人寓言与儿童寓言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界限也不那么明显。关键是,我们要努力创造出形式多样的少年儿童(也包括成人)所喜闻乐见的寓言作品,那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原本以为,我的《诸葛亮三请刘备》和《百鸟百兽王国里的故事》这两部寓言集一经问世,我是即刻就要全面转入长篇小说创作而要与寓言创作绝缘了。事实并非这样,复一、二十年时间过后,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丑恶现象,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铺张浪费、骄奢淫逸、重洋媚外、追星捧庸等,我写长篇小说已不及揭露这些阴暗面之一二,且揭的不明不白,触的不痛不痒,于是乎,我复又想起了寓言:假设我运用寓言这个武器,利用这一投枪、匕首、短剑,难道不是可以重重鞭挞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深深触及人们的灵魂么?于是乎,我便又重操旧业,开始进行新的寓言创作。
    记得,那是在2006年7 月上旬,那是在美丽无比的西子湖畔,当我应邀在西泠印社进行他们所需的一些文学创作时,工作之余,我也便种种“自留地”进行寓言创作了。初写的一篇寓言是《齐达内头碰马特拉齐六说》,分别为一曰“玩笑开大了”,二曰“娇宠的结果”,三曰“骂娘的结果”,四曰“意大利队的阴谋”,五曰“争当流氓头子”,六曰“该死的头”。总之,我之所写,表面上看是写当时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场上齐达内头碰马特拉齐一事,因为世人对此皆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我则不然,我认为“幼稚的齐达内,你这该死的头,长的不是地方,碰的不是时候”,因为“只为这一头,伤害了多少等候,碰碎了多少期望,致使法兰西把泪流”。继《齐达内头碰马特拉齐六说》之后,我又写了《谁也没赢》、《布什算命》、《拉单不拉双》、《萨达姆不服》、《越反越恐怖》、《9.11之谜》、《小泉“拜鬼”三因》、《本·拉登轶事四则》、《“挺扁”四绝招》、《希特勒请客五叹》等。比如像《小泉“拜鬼”三因》,我写及一因小泉与东条英机是远房亲戚,二因小泉曾经在靖国神社许愿参拜,三因东条英机显灵欲交给小泉中国宝库的钥匙,揭露颇为深刻,使人有无穷回味。而《希特勒请客五叹》则是,那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三人,在阴间里碰到了一起,希特勒不由感慨连连,叹气声声:一叹没有造出原子弹,二叹当初应该造火箭,三叹变成了穷光蛋,四叹孝子贤孙没东条英机多,五叹自己不该自杀该逃跑,如此五叹,则是 对小泉拜鬼、当代战争、军备竞赛等社会现象深入的批判。我把这类寓言,归总为“政治讽刺寓言”。
    针对现实生活,我还写了《理想》、《代沟》、《亮点》、《送礼》、《打赌》、《一口痰》、《福的概念》、《美的定义》、《文明与羞耻》、《无罪与有罪》、《雷锋是“傻子”》、《董存瑞是“二杆子”》、《永葆“裤头”》、《狗也要减肥》、《宠物猫的妙用》等100多则寓言。这些寓言,有些讽刺现代青年理想的模糊,有些讽刺社会的不公,有些揭示社会沉渣的泛滥。对如今压迫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问题的揭露,我简直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猛揭狠批,毫不手软。还有对认人唯亲、选庸用俗、另立山头、结帮组派、骄奢淫逸、大吃大喝等社会现象的批判,我都信笔所写,一无拘束,归纳成集,正式出版……此,即为这部《警世寓言》的来历。
    说起来,那真是一段十分难忘的创作生活:南国闷热的天气,四处如织的游人,湖中荡桨的轻舟,湖畔盛开的荷花……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就是在那样一个美丽的季节,每次,我几乎都择时于晚饭后在西湖边散步这样的时候,想得一则寓言,便先记下题目,再记下偶发的灵感和妙句,回宿舍后,再改再改,积少而成多,滴水而汇流,只字片片,零零总总,竟写下了这上百则寓言。回到古都西安,却又“片寓”全无,这也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大约与环境有关,大约与心境有关。
    我既不敢过分乐观,也不能过分悲观,不敢有些许骄傲,却不能有一点退缩,于是便大着胆子,推出这部《警世寓言》来,至于斗胆使用警世二字,我无非是想让它起一点警世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否能达到,我却不得而知。至于这《警世寓言》孰瞎孰好,孰精孰粗,却是有待读者来品味、来评判、来定论了。

   以上,即为我计划出版的文集其中的10部书的简单介绍,这其中的《后三国演义》和《班马耿窦四大家族》已经问世,《初航台湾》的内容包括在《后三国演义》之内,这里就不必重复介绍了。其他诸如《银波散文》、《银波中短篇小说集》、《银波诗集》、《银波论集》乃至《袁氏春秋》、《三秦艺林春秋》等,都是比较直观的了,也无须详细介绍。《wei水龙脉》所写会是周原地区的《白鹿原》,那是一部近百万字或逾百万字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其之完成,恐需花费我5至10年的精力和时间,也许稍后再考虑创作。至于这些书能否问世,那就看它们的机遇了。不过,我正在为自己文集20部书均能问世而做努力,在不懈地努力。
    我自知,在我遗传的基因里,是没有文学细胞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只字不识的农民。但是,我的故乡,即为班氏家族世居班固著《汉书》的班家谷,这是我深以为自豪的。恩师王汶石在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序言中写道:“袁银波只是默默地挽着自己并不轻松的犁具,在自己的那块荒原上,踽踽地前进着,耕耘着,一草一粟地积累着自己的成果。”是的,我的确是在文学之路上“踽踽地前行”:我并非书香门第出身,从小未能受到深厚文化的熏陶;我青年当兵在外,没结识多少文客墨友;我没进过大学学府,少得真正的同窗学友;我首选童话之路,在这条道上路遥人稀举步艰难……但是,我坚持前行,踽踽地前行,终有收获。
    我亦知,人活一种境界。尽管,在这个世界上,能舞文弄墨的人多如牛毛,但成为作家者少之又少,出文集者更是寥若星辰:一部著作,当是一位作家某一个时期的生活写照;一套文集,则是一位作家整个人生的生活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集乃是作家一生的巨幅画卷,是作家一生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全景式的历史镜头,是文学的汇萃,是艺术的峰巅。
    正基于此,我起初是在做文学梦,一直在为文学创作而努力。那么,到了已经年过半百的今天,我则是在做文集梦,在为出版自己的文集而努力。我相信,当着我看到自己文集正式出版的时候,一定会像建筑设计师看到自己所设计图纸已建成高楼大厦一样,像航天设计师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航天飞机已遨游太空一样,一定会那样欣慰,一定会那样高兴。
   要么是3年,要么是5年,也许是10年,也许是20年,以至必须经过毕生的努力,我的20部900余万字的《袁银波文集》才得以问世,这才是我的光荣,这才是我的骄傲。当然,如若有得具有远见卓识的志同道合者的帮助,我的梦想的实现会大大提前。作为一个作家,最宝贵的并不是他自身拥有的头衔、名誉、金钱和物质财富,而是他为民族、社会、人类、后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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